邾国故城遗址位于山东邹城市南10公里峄山南麓，是东周时期邾国的都城和秦汉时期邹县县治所在，1963年社科院考古所山东队对该遗址做了初步调查，并结合文献记载论定为邾国故城遗址。自晚清民国以来，该遗址就以出土大量陶文而受到学界普遍关注，仅邹城市博物馆就收藏有该遗址历年采集的陶文标本三千余件，但一直没有发现带“邾”字的陶文，给相关研究尤其是该遗址的定性带来一定困惑。

2015年3月至6月，山东大学考古系联合邹城市文物局对邾国故城遗址进行了为期三个多月的考古发掘，发掘地点位于“皇台”下西南300多米的仓储区，出土了大批东周到汉代的遗存。本次发掘结束后即开展了资料整理，发掘简报已刊于《考古》2018年第3期。2018年初，在后续的资料整理中，于4件战国陶器上发现了疑似“邾”字陶文，并经有关专家予以确认。这是邾国故城遗址首次发现“邾”字陶文，鉴于这一发现的重要性，现做补充报道如下。

“邾”字陶文发现于H623出土的1件陶量和3件陶罍之上。陶量H623④:9为泥质褐陶，陶色较深，夹微量细砂，质地坚硬，直口，方唇，下腹微敛，平底，素面，外壁和口部经打磨修整，非常光滑。其口部戳印有“邾”字陶文，印面为长方形，边缘模糊，长约1.5厘米，宽约2厘米。陶罍H623②:12、H623②:13、H623③:8均为泥制褐陶，直口，窄沿，方唇，短束颈，折肩，小平底，素面。其肩部均戳印有“邾”字陶文，印面为圆形，每个陶罍的陶文数量、尺寸和排列方式并不相同。H623②:12有5个“邾”字陶文，呈五角形排列，印面直径为1.6厘米。H623②:13有4个“邾”字陶文，呈方形排列，印面直径为2.2厘米，戳印较浅，印面比较模糊。H623③:8有1个“邾”字陶文，直径2厘米，下部模糊不清。

经初步分析，这4件“邾”文陶器的年代均为战国早期。3件陶罍与长清仙人台M5:012陶罍、曲阜鲁故城M1:6陶罍的形制十分相似。仙人台者为平折沿、颈较短、折肩位置较高，鲁故城者为坡折沿、颈相对较长、折肩位置相对较低，邾国陶罍折沿近平、颈部长度和折肩位置介于前两者之间。从器形的演变规律来看，3件邾国陶罍的形制介于这两者之间。据已有研究，仙人台陶罍的年代为春秋晚期，鲁故城陶罍的年代为战国早期。邾国陶罍的年代应该与两者相近且更接近战国早期，同出陶量H623④:9的年代应与之相同。而且陶量H623④:9的容积约合姜齐量制的1.5区，姜齐量制适用于春秋至战国早期的齐国、邾国等地，从而进一步证明了陶量H623④:9是战国早期的器物。

根据《左传》等文献记载，公元前614年邾文公迁都于峄山之阳，时称“绎”或“峄”，此即邾国故城遗址。这次该遗址带“邾”字陶文的发现，说明至晚到战国早期“邾”已经是此地的行政名称，东周邾国的都城应位于此地。联系《孟子·梁惠王章句下》出现的邹穆公以及该遗址还曾出土过秦代“驺”字陶量，可知战国中期以来此地又改称为“驺”（邹）。这与邾国后改称为邹国应有直接关系，属于国名与地名互称之例。总之，这是“邾”字陶文在邾国故城的首次发现，以出土的自证性文字材料印证了相关文献记载，具有重要学术研究价值。

此外，这次陶量和陶罍上的“邾”字陶文证明它们是官方发行的量器及配套使用的盛储器，也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经过实际测量，陶量H623④:9的容积为4735毫升（小米，下同），陶罍H623③:8、H623②:12、H623②:13的容积分别为4800、9613、9730毫升。可以看出，陶量与陶罍的容积基本呈倍比关系，陶罍H623③:8与陶量H623④:9的容积基本相同，陶罍H623②:12、H623②:13的容积大约是陶量H623④:9的2倍。相同的出土单位、相同的质地和颜色、呈倍比关系的容积，说明陶量和陶罍很有可能是同一时期配套使用的量器和盛储器。这启发我们，今后有必要对陶罍这种在鲁南地区很常见的东周陶器的功用进行重新审视，其对于研究东周时期邾国量制也将会有重要价值。（作者单位：山东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