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尼勒克县科蒙乡东一个名叫吉仁台沟口的地方，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经过3年的发掘，发现了众多令人震惊的秘密。这里发现了迄今世界上最早使用燃煤的遗存，将人类对燃煤的使用历史上推一千多年。这里2000多粒炭化黍种子的发现，为黍的西传路线提供了最新的材料。这里还发现了与青铜冶炼有关的遗物遗迹，包括坩埚、炼渣和陶范等，显示出这里存在一定规模的铸铜活动……

这块台地，到底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

台地东部发掘区 照片来源：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1.遗址的发现内容

“说实话，吉仁台沟口遗址的发现是为了配合当时的基本建设而进行的。2015年我们为了配合基本建设进行前期考古时发现了这处遗址，并于当年和2016年对这里进行了两次抢救性发掘。累计发掘面积2500多平方米，揭露房址20座。2018年5月到11月，我们与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对这里进行了第三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200多平方米，清理房址17座，窑址两处，墓葬两座，另外还发现了灶（火塘）、灰坑、冶炼遗迹、煤堆等200多座，采集遗物标本1000多件。”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阮秋荣说道。

三年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让阮秋荣的团队基本揭开了这个聚落遗迹的全貌，大致理清了遗址的分布范围和文化内涵。房址多数集中分布在台地东部的背风稍低处，中部零星分布，西部有一座单独的大型房址。房址按建筑规模可分为大小两种。

大型房址面积约100至400平方米，共计6座。最大一座位于台地西部，相对独立，很可能是有比较特殊功能和性质房址。以一处标号为F25的房址为例，该房位于台地东部，西南被另外两处房址叠压打破。房址依台地坡度掏挖出簸箕状半地穴式房基，整体呈东南西北向。平面大致呈长方形，面积约204平方米。该房址区域堆积厚达3米，可分为10层，房址本身各类迹象丰富，有柱洞、灰坑、煤堆、烧坑、窖穴、基槽和烧土等100余处。石砌门道位于房址南侧，长方形石砌火塘位于房址中部，二者连线大致构成房址中轴线。房址内出土了大量陶、石器和兽骨。

小型房址面积约20至60平方米，共31座。在台地中部零星分布，大部分集中于台地东部，且多依山梁地形呈阶梯状错落分布。以一处标号为F23的房址为例，它位于台地东南角，东临冲沟，西低东高，半地穴式，西南东北向，平面大致呈横长方形，南北宽约7米，东西进深约6米。房址有5个使用期，发现有较多的柱洞、灰坑、烧土、石堆、火塘（灶）和煤堆等迹象，最主要的是发现了大量煤块、煤渣和煤灰，出土了陶范、石范、炼渣、铜矿石等。

窑址共发现了6处，分属不同时代。其中两处勺形窑规模较大。以一处窑址为例，它位于台地东缘，南北向，由窑室和火道两部分组成。窑室居于南侧，近圆形，口大底小，窑壁及底烧土厚度约15厘米。窑室内部堆积可分为4层，其中第3层又分12小层，均为1至4厘米厚度不等的炭层，木炭多用细枝或草本植物烧成。根据窑址形制及遗物，初步推测其为烧制或储存木炭的窑。

墓葬共发现80座。其中属于青铜时代晚期的有9座，其余均为早期铁器时代、秦汉时期等晚期墓葬。墓葬形制有半地面石棺墓与竖穴土坑（石棺）墓两种，均侧身屈肢，随葬品有素面平底陶罐、带柄铜镜、铜耳环等。

吉仁台沟口遗址的遗物主要出土在房址地面和上部堆积中，共约1000余件（套）。以陶器和石器为大宗，少量铜器、骨器和铁器等。此外还出土了数量较多的牛、羊、马等家畜的骨骼。另外，还集中发现2000多粒炭化黍的遗存。

阮秋荣说：“2018年我们在房址区南约1000米处新发现了一处大型高台遗存。它地处喀什河沟口要冲，位置险要。平面大致呈方形，边长约140米。中部较高，边缘略矮，最高处约7米，但因修建水渠、房屋、道路等，高台破坏严重。我们分别在高台遗存东北角和北、南、西侧边缘布设探沟，主要是想探明其确切范围和堆积情况。”

专家经过试掘发现，高台本体120米见方，外周有约10米的坍塌堆积。“高台遗存是吉仁台沟口遗址的又一重要发现。该建筑遗存与房址区相距很近，出土遗物类同，进一步丰富了吉仁台沟口遗址的范围和功能分区。高台遗存地处沟口要冲，沟通东西，向沟外可连接乌吐兰墓地、喀拉苏遗址，向内可连接吉仁台沟口遗址主体区、穷科克遗址、汤巴勒萨依墓地，是将喀什河流域青铜时代遗存串联起来的关键点，地理位置非常关键。最关键的是，这处高台遗存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新疆史前面积最大、规格最高、保存最完整的石构建筑遗存，放眼同时期欧亚草原也难得一见。”阮秋荣说道。

2.丰富的出土文物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王永强永远也忘不了2015年6月17日。那一天，当他小心翼翼地揭开吉仁台沟口遗址一座墓葬的土层时，看到了土层中竟然有煤灰。在同一土层中，他还发现了青铜时代的陶片。

“据记载，煤炭在汉代被大量用于生产、生活。可我看到的煤炭却是在青铜时代，当时我就觉得这有点不可思议。”王永强回忆说。

随着发掘的深入，吉仁台沟口遗址中陆续发现了煤灰、煤渣和未燃尽的煤块，以及煤的堆放点。这时候王永强和团队的其他成员都兴奋起来，因为他们的发现证明了一点：青铜时代生活在这里的人类已经开始使用煤炭。这一发现，意味着人类使用煤炭资源的时间，向前推进了一千多年。经过碳14测定，这处遗址早期年代距今3600年。

“众多的发现显示使用煤炭资源作为燃料这一行为差不多贯穿了整个遗址的始终。这种能源的发现和利用在人类能源利用史上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性质，是具有世界性意义的重大考古发现。”阮秋荣说。

此外，在这处遗址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丰富的与青铜冶炼有关的遗物遗迹，包括坩埚、炼渣和陶范等，冶金证据链更为充分。这表明该遗址存在一定规模的铸铜活动，这在新疆青铜时代的遗址中十分罕见。遗址中还出土几件铁块和较多铁炼渣。这些新发现对新疆及至中亚地区史前冶金考古具有重要研究意义和价值。

阮秋荣说：“我们确认了这个聚落遗址的基本布局和功能分区。即它主要由房址区和高台遗存组成，在高台遗存东南部的喀什河两岸应该属于与遗址相关的墓葬区。这些遗存共同构成了一处规模宏大、布局复杂的大型聚落遗址。结合近400平方米大型单体房屋建筑和气势磅礴的石构高台遗存，我们初步推测这里是伊犁河流域青铜时代晚期的中心之一。”

考古人员根据地层叠压打破关系、房屋形态和陶器特征，发现遗址主体遗存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流行居中有长方形火塘的大型半地穴式木结构房屋，陶器多筒形罐、折肩罐，装饰纹样较少且简单，大致属于安德罗诺沃文化系统的末期；第二个时期遗址房屋规模变小，形制趋于简陋，火塘平面形状多为圆形或多边形，陶器口部较第一期小，口部多装饰珍珠纹；第三个时期罕见房屋，常在坡地上发现火塘、石堆和煤堆的遗迹组合，平底器仍是主流，但出现带管状流的圜底器。

“根据碳14测年数据，第一个时期大约在公元前1600至公元前1400年，第二个时期大约在公元前1400至公元前1200年，第三个时期大约在公元前1200至公元前1000年。三期房屋从大到小，从规整到简陋。陶器由筒形罐到圜底器，为建立伊犁河流域的史前考古学文化序列提供了宝贵资料，也反映了公元前二千纪后期到公元前一千纪初期，西天山地区人群从畜牧经济向游牧经济转变的过程。”阮秋荣说。

最让考古人员兴奋的是，他们在遗址中集中发现了2000余粒炭化黍种子。这是伊犁地区青铜时代该类作物的首次发现，为黍的西传路线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同时该遗址也有少量源自西方的农作物如大麦、小麦的发现，这为研究早期农作物的东西交流路线提供了新视角。

3.考古发现的现实意义

吉仁台沟口遗址是伊犁河流域及新疆史前文明的直接见证，是古代新疆人民开发新疆建设新疆的历史实证，也是展现尼勒克县历史文化传承与底蕴的物质载体。

阮秋荣说：“考古发现证明，早在史前时期，伊犁河流域就已经是多元文化交流汇聚的重要地区，对于理清新疆自古以来多民族共同聚居与开发的历史事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贾笑冰认为，新疆史前聚落少见难得，伊犁河谷自然条件非常优越，可以选择一两个有代表性的地理单元进行调查，结合吉仁台沟口遗址发现，建立伊犁河流域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和文化谱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志军认为，煤的发现是最大亮点，是核心贡献，是世界考古学的大问题，意义重大，但还要进一步认识煤的使用范畴和性质问题。黍是由东向西传播，大麦、小麦是从西传入中国，农作物互相传播反映的是早期东西文化的交流。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羊、牛、马的动物遗骸，应将各期动物量化分析，将其与畜牧向游牧的转变联系起来。

北京大学教授张弛认为，遗址存在大型房址和小型房址的打破关系，所以聚落至少可以分为两期，且一二期应当有一定的间隔时间。游牧业的出现是涉及欧亚大陆研究非常重要的大课题，其变化巨大，涉及方方面面，希望发掘研究工作能够持续开展下去。高台遗存，石墙制作严丝合缝，比石峁（遗址）还好，关键要将年代做清楚。

南京大学教授水涛认为，通过三年的发掘，在伊犁河流域揭示出了一处综合性遗址，既有冶炼的手工业遗迹，还有大型的单体建筑和数量较多的墓葬，说明这个聚落或者人群本身和冶金生产有密切的关系。

（图文转自：《光明日报》2019年01月03日0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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