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石璋如先生开展周都调查以来，周原考古走过了近80年的历程。通过一代代周原考古人的探索，周原遗址的考古学文化编年体系和文化谱系已基本建立，局部区域的文化内涵也日渐清晰；然而对于遗址整体布局的认识仍不够深入，成了当前制约周原考古研究的瓶颈。这种情况下，有学者根据遗址内不同性质遗存分布情况，将其划分成了不同的“功能区”，并认为周原遗址商周时期聚落的形成过程与性质可谓是“聚邑成都”，即在不同时期由众多“族邑”不断聚集而成。
虽为“都邑”，但以往考古工作主要针对夯土建筑为主体的居址区、手工作坊区和墓地等核心功能区而进行。 “都邑”边缘地带有可能是某个具体“族邑”的遗存，则多停留在野外调查层面。2017年我们有了一次深入了解周原遗址边缘地带的契机。
为配套新建开放的宝鸡市周原博物馆，扶风县在召陈建筑基址区的东侧修建一条周原大道。大道北接法黄公路，经下樊村西、任家村及下康村东，南接关中环线，长约3千米，纵贯了遗址东部边缘地带南北宽的一半(图一：周原大道在遗址中的位置)。据以往调查，大道所经的下樊村西、任家村东北及下康村东是西周遗存的分布集中区。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宝鸡市周原博物馆于2017年2月至10月对大道范围内的遗存进行发掘。发掘总面积1950平方米，清理了西周时期灰坑179座、墓葬6座、房址4座、陶窑1座、水渠1条、道路1条，另有清代墓葬17座。根据遗迹的空间分布，发掘分三个区进行，从南至北依次为上康发掘区、任家发掘区和下樊发掘区（图二：发掘区航拍图）。以下为发掘的主要收获。
上康发掘区
该发掘区位于上康村正东。发掘区内地层堆积简单，遗迹开口于垆土层下，打破红色生土。最下层堆积接近生土，但包含极少的西周时期遗物。遗迹多分布在村东取土壕两侧且相对稀散，以灰坑为主，有零星墓葬。遗物主要是生活类陶器，少量灰坑内出有较多的蚌壳。
H54位于取土壕北侧，形状近方形，东西长7.89米，南北宽7.52米，底距开口最深处2.45米。坑的底部不平整，在靠北壁位置有两个柱洞，未见烧土灶坑等房址内常见设施。另外，坑底有多处大小不同的小坑或龛，其堆积和上部堆积一致，说明它们与上部大坑共时，应是附属部分。在西南角处有缓坡和台阶，表面较硬，有踩踏痕，可能是供上下的出入口。因此，该灰坑或是一座用于储藏的大型窖穴（图三：H54）。
根据出土遗物，该发掘区遗存的年代集中在西周晚期，这与上康铜器窖藏所出的函皇父组铜器的时代基本一致。发掘区紧邻发现铜器窖藏的取土壕，二者的空间位置相近。一般认为，青铜窖藏应是生活在周原的贵族出于某种紧急情况（王室东迁）而导致的对贵重物品的临时埋藏的行为，这种行为往往发生在宗族居住区周围。因此，上康发掘区内的居址和墓葬遗存可能与函皇父家族存在联系，这里甚至是其“族邑”所在地。
任家发掘区
该发掘区位于任家村东北、召李村西北的任家沟西岸。发掘区地层堆积也较为简单。遗迹均开口晚期地层下，打破生土。遗迹分布相对集中，种类有半地穴房址、灰坑（个别灰坑规模较大）、陶窑等。
三座半地穴式房址南北向排开，相互距离较近。其中，F2保存较好，平面形状为长方形，北壁被晚期墓葬打破，南壁西段稍有外扩。室内地面经处理，光洁平整，活动踩踏痕迹明显。未发现柱洞，房内近中位置有一圆形灶坑，周边地面烧红。门道在南壁偏东，向外有台阶。东壁南端另有一缺口，底部较平。不足10平方米的房子设两个门道，似显多余。参照以往的多室房子，该缺口可能是通往另外房间的过道（图四：F2）。
根据遗物判断，该区遗存的年代主要集中在西周晚期。小型半地穴式房址的集中发现，表明居住于此的人群构成与居住在西北方向约600米处，即夯土建筑集中分布的召陈一带的人群存在等级分化。
下樊发掘区
该发掘区位于下樊村西，紧邻村庄。发掘区内遗迹分布较密集，除大量灰坑外，还有不同形制的小型墓葬、水渠及道路等遗迹。
H171形制规整，堆积较厚，遗物丰富，极有代表性。开口于晚期层下，打破生土。平面近圆形，口径长约4米，底部内收，径约2.9米。坑壁凹凸不平。坑底也不平整，距开口深2～2.5米（图五：H171形制）。坑内堆积较厚，出有丰富的陶器，仅陶鬲就修复了20件，另有少量石器、骨器和蚌器等（图六：H171内出土陶器及骨器）。初步整理发现，陶器的时代跨度较大，有西周早期甚至商周之际的高领袋足鬲、粗柄豆等，也有西周中期的联裆鬲等。
3座小型墓均位于发掘区北端，形制各异（图七：墓葬及出土器物）。M21为头端带壁龛的竖穴土坑墓。墓主为女性，头北向，仰身直肢。壁龛内放有陶仿铜鬲和罐各1，时代为西周晚期。M22被M21打破，典型的竖穴墓。墓主为女性，头北向，仰身直肢，带腰坑。随葬品置于头端二层台，1簋、1鬲、1罐及2豆，时代为西周中期偏早阶段。M23为偏洞室墓。墓主头向北偏西，仰身直肢。无随葬品，但被西周中期灰坑打破，时代应早于西周中期。偏洞室墓在先周时期的刘家墓地中较为流行，该墓或许是刘家墓地所属人群的孑遗。多种形制墓葬分布于此，可能和附近人群构成有关。
发掘区内还发现了一条西周时期道路L1。L1位于发掘区的中部，东西向，开口于西周晚期地层下，下压一座西周中期偏早阶段的灰坑，说明其始建年代不早于西周中期偏早。路面上和车辙里都发现有西周晚期陶片，路的使用时间下限应该不晚于西周晚期。残存路面宽约8米，路土较厚，最厚约30厘米。路面中间高两边低，或是出于排水需要。残留的7条车辙深浅不一，最深处约40厘米（图八：L1及其下压灰坑）。按照西周马车轨距2.2~2.4米的平均值，能够确定出3组车辙。按东西向，L1向西可能延伸至召陈建筑基址区的北侧，有可能更远。向东延伸，则是姚家村方向，可能是周原遗址向东去的交通要道。
根据遗物，下樊发掘区遗存的年代从西周早期一直延续到西周晚期。与上康、任家村发掘区相比，该发掘区距召陈一带的遗址核心区更近，这或许是该区遗存内涵相对丰富、人群构成亦较复杂的原因。道路、沟渠等大型公共设施类遗迹从此经过，表明该区域是周原都邑扩张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初步认识
目前，周原是否为古公亶父所迁居的“岐邑”之地，尚无结论性意见，但无疑是关中西部晚商和西周时期最为重要的遗址。尤其在西周时期，周原与周王室有着密切关系，是丰镐、成周之外的一处重要都邑，甚至有可能是文献中的“周”。对于这种大型都邑，我们无法，也做不到全面揭露，哪怕是对单个小“族邑”。从1999年开始启动大规模考古发掘以来，在聚落考古理念指导下，我们对周原遗址的聚落布局和结构内涵的认识在逐步深入。然而，这些认识多是基于核心功能区的发掘和田野调查资料之上。
此次配合道路建设工程的考古工作，是对遗址边缘地带的解剖性发掘，相当于在遗址内布设了一条超长“探沟”。通过对这条“探沟”的发掘，我们了解了边缘地带遗存的具体情况，检验和补充了以往地面调查资料，是对周原这一超大都邑性聚落认识的较大补充，更是在不断认识其全貌的道路上迈出的坚实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