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里后墓地位于山西隰县城北五华里五里后村东“南垣圪坝”上，地面上矗立着元代至正元年（1341年）所立隰州刺史韩昇墓碑。隰县看守所及警犬基地新建工程所占五里后墓地范围内进行勘探后，发现古代墓葬、灰坑等遗迹，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隰县文物局联合组成五里后考古队，2019年3月13日至5月25日发掘灰坑和洞室墓各9座（图一），都在扰土层下开口打破战国文化层，发掘面积1280平方米。其中墓葬有唐墓3座、元墓4座，及北宋、明墓各一座，包括灰坑和采集的完整遗物，出土陶器32件（套）、铜器53件、铁器17件、玉器2件、骨器8件、瓷器5件、漆器3件、墓志1盒，共121 件（套、合），并将韩昇墓碑搬迁到小西天文物管理所（图二）。

灰坑中H3为隰州刺史韩昇墓碑台基，长方形，方向10o。口长3.40、宽2.50～2.70、高（深）1.20米，高出现今地表约0.20米，在韩昇墓碑赑屃之下北侧正中，自东往西并排放置着白瓷黑彩题字瓶和罐各一件（图三），当为立碑前祭祀遗物，此外还出土“政和通宝”铁钱一枚；H4被M4墓道打破，筒形口，发掘到深3.50米未继续清理，填土中夹杂大量陶盆、罐、筒瓦、板瓦及一件残石磬，为一座战国到西汉的水井。

9座墓葬均为土圹洞室墓，除唐墓3座北宋、明墓各一座外，还有4座元墓，封门均为砖、河卵石合砌，其中M1、M2为砖室墓。M2，墓向292°，从东到西依次是长方形墓道、墓门（图四）、墓室（图五），砖砌墓门和墓室是用旧砖黄泥石灰掺和勾缝砌就。正方形墓室，含外墙砖长、宽均为2.32、高2.62米。墓室内有横夹道和棺床，棺床上放男女夫妇合葬棺一具，男为火葬，女已遭扰乱应为头向北的仰身直肢葬。墓道里出土遍涂白彩的陶炉、瓶、钵、大钵共9件（图六），墓室中除男墓主人骨块中随葬铜金刚杵外（图七），棺外东侧、棺下有陶瓶、大钵、钵、盘和瓷碗等共13件（图八）。涂有白彩是蒙元贵族“国俗尚白”的表现，采用黄泥石灰掺和砌砖勾缝，而类似的作法宋金时期不见，元代早期也没有，只能是元代晚期了。M1，墓向21°，规模大于M2，但被盗多次墓室又遭村民取土破坏仅存三分之一，从南到北依次是墓道、墓门、墓室三部分，已无随葬品，只是在墓道近墓门处东部因砌砖外扩的填土中发现一陶钵。

明墓M9，土圹洞室（图九），墓向286°，长方形墓道在东，拱形顶墓门辟于墓道西侧，封门处仅见六块砖坯，墓室为圆角梯形，东西长3.05、东西宽1.50～2.00，高1.09～1.30米，室内北部有一髹红漆长方形木棺，棺内四边及底部有白灰一层，右足前有条状木炭；棺外上下两侧分别有两个铁棺环，周围还发现铁棺钉。棺内葬40岁左右男性，头向西，仰身直肢，腰部有铜带扣，头前有铜镜（图一〇）；另在棺外西南角发现女性小块烧骨，年龄不详。随葬品在棺外南侧，有铜钱、瓷炉（图一一）、玛瑙珠、骨管及壶、盒、盘类漆器。虽然随葬有北宋景德通宝、嘉祐通宝、天圣元宝、治平元宝铜钱，但这种哥釉瓷炉元、明比较普遍，所以将该墓定为明代初期，也有可能早到元末。

这次发掘，对于认识战国到汉隰县古城村古城和唐代以来的龙泉郡、隰州城的古文化面貌，都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又以元代收获最大。地面上矗立着韩昇墓碑，记载韩昇世居北京，生于金大定癸卯”（1183年），参加元军“略地有功”官至隰州刺史，元初1255年去世时年七十三。86年之后曾孙韩忠于元至正元年（1341年）奉敕立碑，并由欧阳玄撰文、傅起岩书丹、张志岩篆额，风光无限。但附近并无可与之相匹的墓葬，规模最大元墓M1在墓碑之北略偏东约65米的地方，是与不是韩昇墓都有可能也都有可疑之处。而M2中随葬金刚杵是密教法器，也是元代考古中的首次发现，反映了元代的思想信仰、精神信仰和宗教信仰。只有格鲁派大威德法门才有资格用九股金刚杵，一般民众不能拥有更不能随葬，说明男性墓主人与藏传佛教关系极为密切，甚至可以判断他就是一个金刚上师；进一步说这位金刚上师的身份有两种：一种是俗人，另一种直接就是出家僧人，墓道里是九件陶器遍涂白彩，也许与男性墓主人生前做法事有关，从火葬的迹象看后一种可能性比较大。但2号墓也是夫妻合葬墓，格鲁派的僧人是不准结婚的；能结婚的只有宁玛派，但宁玛派主要是用五股金刚杵，是不是用九股金刚杵尚不清楚。所以M2的墓主人尚需深入研究。

隰县县城以北、以东，早在1987年隰县庞村发现晚商殷墟一期偏早阶段的铜器墓，1994 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先后数次调查和复查古城村城址，2005年冬又在瓦窑坡墓地清理了17座东周墓葬，其中11座铜器墓。以上遗址分布规律明显，庞村商墓与瓦窑坡墓地分布在朱家峪河与城川河交汇处，古城村遗址、五里后墓地分布在城川河与古城河交汇处，四处遗址或墓地（葬）都在隰县县城以北、以东，可见这里是古代南吕梁地区的一个文化高地。（执笔：杜海龙　田建文）

（图文转自：“文博中国”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