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泽庙遗址位于海宁市马桥街道先锋村，面积约4万平方米。1988年因当地砖瓦厂取土发现石钺、玉珠、玉管等良渚文化遗物被确认。1990年砖瓦厂扩大取土范围，考古部门曾进行小规模发掘，揭露面积近350平方米，清理崧泽—良渚文化墓葬12座，包括地层和遗迹单位，共出土各类文物120余件。2016年扩大杭嘉湖南排工程启动，为配合此项目，自2016年5月至2020年10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海宁市文保所，对工程涉及的遗址南部区块进行了全面考古发掘。
发掘场景
一、发掘概况
按照年度划分，整个发掘过程共历经五个阶段：2016年5—12月进行第一次发掘，2017年2—6月和12月至次年1月进行第二次发掘，2018年9—12月进行第三次发掘，2019年3—12月进行第四次发掘，2020年3—10月进行第五次发掘。总体而言，发掘自西往东，由北向南推进，揭露面积共计9400平方米，清理史前至明清时期各类遗迹533处，出土各类编号器物1184件。期间，2016年10—12月，浙江省田野考古培训班第一届12名学员参与了发掘；2018年10—12月，浙江省田野考古培训班第三届5名学员参与了发掘。
发掘区的文化堆积大多在0.3—2.0米之间，统一分四大层：第一层为表土，第二层为商周至明清时期堆积，第三层为良渚文化堆积，第四层为崧泽文化堆积。第二至第四大层又分多个亚层，自下而上分别为崧泽晚期、良渚早期、良渚晚期、商周、春秋战国、唐宋、明清等各时期不同堆积。共清理崧泽文化土台（多数延续至良渚文化）7个、房址1处、墓葬25座、灰坑83个、井窖6个、灰沟4条，良渚文化土台1个，房址1处，墓葬80个、灰坑102个、井窖2个、灰沟7条，广富林文化灰坑4个，马桥文化灰坑32个、灰沟4条，商周灰坑67个、灰沟2条，春秋战国灰坑35个、井窖1个、灰沟4条、春秋墓1座，唐宋灰坑36个、灰沟2条、井5个、宋墓1座、宋代小窑4座，明清灰坑11个、灰沟5条。
二、史前遗存
达泽庙遗址的主体是史前时期的崧泽—良渚文化堆积。以土台为基础，逐渐形成各类生活遗迹，包括房址、墓葬、灰坑、灰沟、井窖等。
土台有8个，其中7个出现于崧泽时期，并延续至良渚文化，一个为良渚时期新建。土台营建方式多为在生土面上挖低周边、堆高中间，面积200—1300平方米不等，间距 10—20米。
土台Ⅶ局部
F1俯瞰
发掘区东部至南部有一组东北—西南走向的灰沟，先后有G18、G17、G16、G15、G14等宽窄不一的5条灰沟。这组灰沟将遗址分为东西两区，并贯穿崧泽—良渚文化全过程。崧泽时期的G18较小，宽1.5—2.5米，深0.2—0.4米，出土物仅有少量碎陶片。崧泽时期的G17最长，揭露的总长达108米。良渚晚期的G14最宽，揭露部分长65米，宽14.5—30米，深1.2米，包含物较多，共出土42件编号器物，其中有刀、镞等32件石器和壶、豆、盘等8件陶器，另有骨锥和残玉器各1件。
房屋仅发现2处。F1为良渚时期，位于西区的台Ⅵ，残存长方形闭合的基槽，长9.25米，宽3.5—5米。基槽宽0.2—0.5厘米，深0.4—0.5米；槽内残存9个柱洞，大小深度不一。房屋西侧有一片面积约8平方米不规则的陶片堆，厚约6厘米，可能是F1的生活垃圾。F2为崧泽时期，位于东区的台Ⅷ，大致呈长方形，面积约12.7平方米，残存18个柱坑。
墓葬成群分布于土台侧边，均为竖穴土坑，长130—275厘米，宽50—120厘米，残深3—36厘米。墓向大多朝南，少量朝北。部分墓葬尚存骨骸，个别墓葬可辨葬具痕迹。105座史前墓葬出土随葬品共计669件（平均约6.4件），其中陶器512件、玉器104件、石器52件、猪獠牙1组。崧泽墓由西往东逐渐减少，随葬品数量1—10件不等，以鼎、豆、罐、壶、盆等陶器为主，石器少见，另有零星叶腊石珠串。良渚墓分布于各土台，西区台Ⅳ和东区台Ⅷ数量最多，分别有两个墓群和一个墓群，每个墓群都有10多座墓葬，且大致成排分布。随葬品数量2—25件（组）不等，种类较丰富，陶器有鼎、豆、罐、双鼻壶、盘、盆、杯、缸、簋、纺轮等，石器有钺、镞、锛等。玉器以叶蜡石为主，真玉较少，器形有锥形器、璧、镯、耘田器、镰、坠、管、珠串、片饰等。西区随葬品最多的M75出土了8件石钺，7件陶器，其余10件均为坠、管、珠串等装饰玉器。东区以良渚晚期墓葬为主，墓坑相对较大，其中M90出土了玉璧、玉锥形器及4枚猪獠牙等较贵重物品，墓葬等级相对较高。东区的崧泽墓M96，墓坑中部有个腰坑，里面倒扣着一个破底成洞的夹砂缸，十分罕见。
M75出土玉石器及陶器
随葬玉璧的M90
中部埋夹砂缸的M96
史前时期的灰坑形状多为椭圆形和长方形，大小相差悬殊。最大的H188呈不规则形，长35米，宽7.7—13.5米，深0.95米；最小的灰坑直径仅0.4米。坑内出土的遗物大部分为碎陶片，少量盘、豆、双鼻壶等器物可修复，另有锛、刀、砺石、凿等石器。H204出土的陶器较完整，圆形坑直径0.8米，深1.6米，中部出土陶匜1件，底部出土双鼻壶2件、陶罐2件。井窖以J7最为典型，口径1.8米，底径0.24米，深2.28米，阶梯状收缩，填土分五层，共出土完整陶器19件，其中壶10件、罐8件、盆1件。
J7底部陶器
J7部分陶器
三、过渡期及商周遗存
良渚文化和商周地层之间，清理了4个广富林文化灰坑和30多处马桥文化灰坑和灰沟。广富林文化灰坑出土陶片以按窝捏尖的鼎足和粗把豆为特征，其中H134还出土了1件玉锥形器。马桥文化遗迹以灰坑为主，灰坑形状有椭圆形、不规则形、长方形、长条形数种，底部呈弧底、平底、圜底及斜底，口径或通长0.97—1.8米，深0.32—2.19米。出土物以陶器为主，种类丰富，器形有凹底罐、凹底盆、豆、三组盘、圈足盘、单把杯、尊、钵、小罐、器盖等，其中发现了饰有斜云雷纹的宽把豆。石器有半月形石刀、弧条形石刀、石犁、砺石等。H133呈陡直的井状，口径0.78—0.85米，深1.5米，底部出土两件完整的红陶罐。
广富林文化鼎足
马桥文化斜云雷纹豆把
马桥文化H133及底部陶罐
H177是商周时期最大的灰坑，平面呈长条形，共跨12个探方。长39.3—48.5米，宽3.90—25.65米，深0.25—0.65米，出土大量印纹硬陶残片，可辨器形有罐、豆、壶等。编号器物有13件，其中石锛3件，玉锥形器1 件，陶罐2件，砺石3件，石斧1件，石犁1件，石镞2件。此外，H177底部发现和清理了18个灰坑，或圆形或长方形，最深达2.18米。坑内也出土了大量印纹硬陶片，还出土了1件较完整的印纹陶罐。
H177底部的大量灰坑
四、春秋战国遗存
春秋时期的遗迹主要是一座土坑墓，编号M02，位于发掘区东北部T0819内，一半伸入南壁。出土器物共12件套，成组摞在墓坑南部，分别为釉陶罐2件、小陶罐1件、大陶罐2件、带盖釉陶盅7套。除两件大陶罐破碎严重，其余器物均保存完好且制作精良。
春秋时期M02及出土器物
战国时期的遗迹以G10为典型，平面形状回字形，周长约178米，深1.85米。底部凹凸不平，有较多大坑。灰沟所围成的方形土台，延续了崧泽—良渚文化时期的台地基础，属于新时代居住台地的一圈壕沟。东南角有一段约5米宽的平坦区域并未将壕沟连通，推测应为进出的通道。壕沟内出土了大量商周—战国时期的印纹硬陶片，编号器物有陶罐、铜箭头、铜刀、铜斧等。
五、唐宋遗存
唐宋时期的灰坑袋状坑较多见，有的很深，最深达3.8米，可能作为窖藏使用。H040平面呈椭圆形，直口，口径0.74—0.85米；深至0.9米以下向外扩展，直径达1.6—2.16米，下腹壁斜弧内收，凹凸不平，弧底，总深3.84米，坑内填土可分三层。
H028较为特殊，坑不大，也较浅，直径0.7米，深0.25米，底铺青色方砖，其上倒扣一陶盆，陶盆内有一青白瓷杯，推测此坑为北宋时期的奠基坑。另一个同类性质的灰坑H031内也有一个正置的陶盆，里面放一个青瓷碗，碗周围环绕14枚铜钱，有一枚铜钱可辨篆书“治平元宝”，系北宋英宗年号。宋代墓葬M01位于发掘区中西部的T0607探方内，竖穴土坑，葬具已朽尽，可辨棺钉痕迹，随葬品置于墓坑中部，仅3件，一个陶盆内放置了一枚铜镜和一套带盖瓷盒。
H028奠基坑
H031奠基坑及出土器物
宋代墓葬M01及随葬品
唐宋时期的水井发现5口，其中有两口为砖砌，最深的超过3.4米，出土遗物除少量碎瓷片外，也见个别完整器。其中J4直径约1米，深1.6米，出土陶罐1件。
发掘区内还发现宋代陶窑4座，体量较小，呈串葫芦形，火塘、窑室、烟道齐备，含较多草木灰，推测是小炭窑。以Y2为例，总长1.72米，火膛平面呈葫芦形，袋状；窑室平面呈椭圆形，袋状；烟囱平面呈圆角长方形，也作袋状。
宋代小窑
五、结语
达泽庙工程涉及区是一个古今叠压、长期有人类居住的“历史村落”。发掘前搬迁了现代村庄，而其历史可追溯至史前时代的崧泽文化晚期，即从距今约5500年开始，达泽庙出现了本地最早的村落。良渚先民继续在此生活，并使村落规模进一步扩大。广富林文化遗存在海宁地区首次被确认，表明这一时期海宁地区依然有人类生存。马桥文化遗存也有一定规模，丰富的陶器和石器证明，马桥文化的分布范围覆盖到了海宁地区。商周及春秋战国时期的先民也留下了多种类型的生活遗迹。宋代的遗迹虽然保存不多，但墓葬和奠基坑都出现了陶盆，里面有瓷器和铜钱或铜镜，应当具有重要的仪式作用；此外还出土了一些近乎完整的韩瓶、建盏等器物。明清时期虽然只有生活垃圾之类的灰坑，但青花瓷质的盘、碗、杯、碟等出土残片均为日常生活用品，且局部堆积较厚，反映出明清时期仍有村民在此生活。
很显然，崧泽—良渚文化先民为达泽庙“历史村落”奠定了良好基础。先民们修建土台居住和埋墓，每个土台代表一个家庭或家族，虽然房屋遗迹只发现两处，但墓地中间有空白区，应为曾经的居住空间。墓葬成群分布，且大致成排，体现了代代相传的一致葬俗。墓葬规格虽较普通，但有一定的贫富差距，既有随葬玉璧的新贵，也有佩戴镯、坠、珠串等饰品的富裕平民。东北—西南走向的成组灰沟，将整个聚落分为东西两半，很可能也具有人群划分的含义。随着人口增加，土台进行了扩展，聚落规模也逐渐扩大，活动重心渐渐由西往东发展。达泽庙遗址见证了海宁地区史前社会基层村落的发展过程，反映了嘉兴地区史前文化的地域传统，是一个保存较好、格局和脉络相对清晰的史前村落样本。
（图文转自：“浙江考古”公众号 原文刊于：《海宁文博》总第七十五期2020年12月）
